一、当前经济形势下，恢复和扩大消费更为重要和紧迫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从最新的政策动向来看，恢复和扩大消费已经更为重要和迫切。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强调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2023年6月20日，“恢复和扩大消费”调研协商座谈会召开，再次强调“恢复和扩大消费”。

当前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消费低迷、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从当前国民经济收入的宏观分配来看，目前我国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1.32万美元），但居民消费率还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水平，居民消费率（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下降通道，从2013年的72.2%下降到2021年的68.6%，2022年前三季度快速下降到64.7%，大幅下降7.5个百分点，特别是支出比收入下降速度更快，居民消费端收缩明显，2022年前三季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为5.3%和3.2%，而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和实际增速分别为3.5%和1.5%。

从成因上分析，导致消费低迷的消极因素增多、压力增大。如疫情三年居民收入放缓，资产负债表受到一定程度冲击，疫情三年（2020-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同比增速为2.6%，比疫情前三年（2017-2019年）低6.5个百分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就业形势带动新增就业和居民当期收入增速放缓，导致居民预期恶化，消费者信心转弱，消费能力和边际消费倾向双降，未来收入预期未根本性改善，预防性储蓄上升，经济陷入“经济下行-就业恶化-收入放缓-消费下行-经济下行”恶性循环的风险增加。

当前恢复和扩大消费面临四大制约因素。

首先是受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制约。目前我国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直接挤压了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

其次是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不仅远低于发达经济体，也低于较多发展中国家，这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度相对较低有关。

第三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大幅下滑令人担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从2013年后长期低于GDP实际增速。

最后消费的又一制约瓶颈是居民杠杆率处于高位，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底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到61.6%，高于同期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的50.9%，同时房贷的还本付息压力大，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抑制消费。

二、发展消费金融、畅通消费内循环是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

发展消费金融有助于实现消费内循环战略。根据经济学原理，消费是经济循环的起点，也是终点，以消费引导生产，能够形成从生产到消费的良性经济内循环。特别是，消费金融的发展尤其是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对促进中国消费需求的增长，从而实现传统的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彻底转变。

消费金融的价值在于直接缓解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推动当期消费的提升。根据居民的预算约束方程，当居民面临必要的大宗商品消费支出时，要么当期购买，在现有的预算约束下，此时居民只能缩减对其他消费品的购买；要么延期购买，当期进行储蓄，同样会减少对其他消费品的购买，体现出明显的挤压效应。此时，发放消费信贷、满足居民对各种产品和服务需要是突破居民的预算约束、扩大当期消费的有益选择。

从消费金融的渗透率指标来看，目前我国消费金融距发达国家仍有一定距离，消费金融发展的空间巨大。在政策的推动下，监管机构加快牌照发放、推动多元化主体参与市场，以及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将商业银行互联网放贷业务、商业银行线上贷款业务的其他生态和其他业务纳入监管，推动消费金融行业发展进入有序良性发展态势中。

从经营情况来看，消费金融机构发展趋势向好，已经成为支持消费内循环的重要力量。2021年，消费金融公司年底贷款余额和资产总额分别为7106亿元和7520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44.2%和43.5%。2020-2021两年复合增速分别为22.6%和22.8%，接近疫情前年均增速。

三、推动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亟待突破痛点堵点

目前金融支持稳消费的基础有待夯实，消费金融领域仍然面临着较多痛点亟需突破：

一是受制于期限长短错配，消费金融领域存在着借新还旧、多头共债现象，会导致系统性行业风险。消费金融的本质是将未来收入转变为现期的消费支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居民的消费曲线和收入曲线存在错配，即收入是年轻时候低，中年收入高以及老年收入低。但是消费需求却是相反。理想的模式是，通过消费金融将中年时期的高收入变现为青年时期的消费支出，从而实现消费曲线的平滑化，但现实中的消费金融提供的期限都比较短，对于当前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短期收入很难大幅增长，导致拆东墙补西墙的窘境。

二是受制于二元信用结构，消费金融机构往往面临着价格与风险的逆向选择困境。消费金融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市场：即在高信用市场上，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在低信用市场上，需求过剩供给不足，这就存在着双重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如果消费金融机构采取下沉客户策略，即通过提高价格覆盖高风险，这就会导致消费端的逆向选择。那么，过高价格的消费金融产品只会吓走和挤出守信还款的借款者，筛选出恶意逃债者这种劣质客户，最终导致守信客户付出高额利息和企业付出高额风险成本为失信客户买单，进一步扭曲消费金融市场。

三是消费金融和消费信贷的投诉激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承压。根据6月1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2023年第一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投诉总量猛烈增长，首次突破了10万件，同比上升38.15%，环比上升50.83%，创出2020年第三季度披露数据以来的最高点。特别是个人贷款投诉量猛增，首次超过信用卡成为投诉量最高的业务。一季度个人贷款业务共收到投诉59827件，同比和环比分别大涨139.82%、109.59%。根据各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在官网发布的2022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告（截至2023年3月），其中，中邮消费金融投诉量暂排第一，共处理5070单客户投诉。招联消费金融、中信消费金融分别以2891件、2676件排在第二、第三位。协商还款和催收类投诉成为行业两大重点投诉领域。

四、解决居民消费循环的堵点、助力恢复和扩大消费的三点建议

当前消费金融领域一大症结是不良资产清收化解压力巨大，违反法律法规、监管红线的催收事件频发。近年来，国内各银行、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消费信用不良贷款余额持续增长。2021年我国不良资产规模为5.88万亿，其中银行业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为4.41万亿，是不良资产的最大供给方。市场上的催收公司，频频爆出“暴力催收”、“客户信息泄露”等违反法律法规、监管红线的事件，如处于催收行业第一梯队的永雄集团已于近期宣布停业；而通过常规的司法诉讼流程化解又面临“立案难”、“诉讼周期长”、“执行困难” 等系列问题，法院司法资源有限，难以承受批量案件，导致立案难；批量案件诉讼成本较高，诉讼回款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也影响金融机构采取司法清收的信心。

借助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解决居民消费循环的堵点、助力恢复和扩大消费，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从全球经验来看，消费是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能。消费是平衡内循环供需两端的重要抓手和市场力量，当前我国消费恢复和发展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内需更是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以居民消费为代表的需求端需要尽快破局，特别是不良资产会直接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化解不良资产包袱对于防范金融风险、解决居民消费循环的堵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用好金融科技，全面提升消费信贷供应链能力。基于整个信贷供应链，运用智能运维、自动化流程、智能风控等金融科技技术和解决方案，优化提升消费金融机构的风控能力、管理流程、运维效能，以数字化转型提升信贷供应链能力，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供消费金融服务。

其次，探索制度创新，推动贷后服务产业发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针对当前消费信用不良贷款化解的难题，特别针对小额消费信贷债权司法判决难、执行难的痛点，海南省五指山市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创新性地解决贷款发放的管辖权问题，提供一整套的贷后司法处置服务，初步实现“一快、一提、一减、一降”，即快速立案与结案、提升消费金融行业回款率，减少金融机构坏账，降低贷款利率，有力化解潜在金融风险。未来五指山模式的完善和推广、推动贷后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待于更多的支持与关注。

再次，发力技术革新，积极探索与互联网消费信贷相适应的司法体系。当前海量互联网合同纠纷无法通过传统的立审执模式化解，同时ChatGPT、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迅速发展对现有司法体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如何发挥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的潜力，集中、快速、高效、低成本的处置小额个人信用借款案件，也是当前急需破局的现实问题。